都香高速A 2标举办“六比六创”观摩会

⑦ 就此，美国学者萨默斯明确指出，美国的实用工具主义是在与‘形式主义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可以坚信实用工具主义在美国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一股法学思潮，它使得分析实证主义、自然法学相形见绌。

这些制度彼此区别之处仅在于，要优先实现哪一项目标。[66]赵宏，见前注[44]，第8页。

[23]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99页。相反，法国虽然将诉讼救济的范围扩张至事实上受影响之人，但一旦通过起诉资格的门槛，法院的审查强度一般局限于合法性的审查，较少涉及合理性的范畴。狄骥提出，如果法官面对的是客观法问题，那么该诉讼就是客观诉讼。将公法放在那些严苛的、陈旧的框架中，法学家束缚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快速、深刻和不间断的变化的适应性。依据此种限定，行政机关做出的规则制定行为，显然不能成为越权之诉的对象。

程序的参与主体有时比有资格提起行政救济的主体范围要广。但此种解释可能会面临两方面的质疑：首先，这些条款是在行政诉讼法通过之后陆续加入，其能否作为论证我国行政诉讼功能定位的原初依据，似可斟酌。尤其是近些年在中国法理学界乃至法学界存在着的对法的泛化的理解，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关于法学研究对象的争论。甚至还有人用自然法这样一种学说体系来解释早已世俗化、实定化、实在化的法律现象，将法抽象化、概念化而不是具体化、实在化，使人们对法的概念陷入一种云里雾里的境地，无法捉摸。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者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习惯仍然是习惯，习惯并不能变成法律，也并不意味着这样一个规定就把它变成了法律渊源。

但是这些年这个概念被越搞越乱了。我们也看到，人民意志说也得到了执政党在政治上的确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一句话：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立法先行、立法先导就是必须先制定规则，然后才有执法、守法和司法。民间有大量的规范形式，这些规范形式在民间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这一个问题的讨论，涉及到如何准确地概括一种新权利。只要人类听不懂它们的语言，就只能按照人类的想象，来代替它们说话。

有位青年学者更是直接地讲：从司法和法官裁判的角度，法源是指一切得为裁判之大前提的规范的总称。现在我们的法律通过全民的讨论，公布草案，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提出意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人民意志的表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法律并不能直接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然并不能成为法律关系中的主体。

（二）关于法的本质 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法理学上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关于法律调整对象的争论。

我们应该回到司法概念的本原意义上去，即司法就是国家专门的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活动，司法的国家专有权、专有性不容动摇，否则，什么都是司法，便无所谓司法了。所谓好色权，无非是人性中对性的好奇，对美的体验、追求。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这句经典思想的解读，我认为：法律的社会本质的外延，应该大于法律的阶级本质。二是依法治国，依据宪法法律法规治国理政。法律的发展与社会也分不开。2018年全国法院受案量达2800万件，已经破了历史纪录，尽管如此，司法案件与行政执法案件的数量还是无法比较的。我们要注意到，当我们讲一个事物转向另一个事物的时候，必然包含着一种超越，即后者超越了前者。2015年5月8日至10日时任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到浙江省调研并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纪委书记座谈会时强调：要唤醒党章党规意识、推进制度创新，修改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挺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前沿。

但发展到后期，一些民间法研究者不满足于这种比喻和修辞，要使民间法也成为一种法，尤其在诸如法律多元主义、活法理论等的支撑下，认为民间的规范也是一种法，这种观点也是经常见诸于学术界。因此，法律渊源有时也叫法律形式，它侧重于从法律外在的形式意义上来把握法律的各种表现形式。

只不过，法治体系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它将法律从产生到实现的全过程概括了进去，是一个动态的、立体的构造。这条规定将隶属于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和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狱管理人员都解释成司法工作人员，于是，人们便将习惯上称谓的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理解成为司法机关。

法律渊源主要指那些具有法的效力作用和意义的法律的外在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应该从重视法的元问题入手，来展开对于由此而衍生和延伸的法学基本概念、基本命题进行研究。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法律之外，是没有法的。这次发生在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又一次将这个问题推向了社会舆论的热点和风口浪尖。（六）关于民间法的概念 民间法这个概念准确吗？民间法概念本来就是一种比喻，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有些人已经不满足于比喻了。

在强调高度重视中国法治实践、服务于中国法治实践的前提下，由于实践的需要，中国法学出现了一种突飞猛进的、近乎于狂飙式的发展，实践问题成为法学研究的重点和主要研究领域，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法学研究路径，也是今后应当继续坚持的发展方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是把法律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作为法治体系的两个体系分开表述的。

一方可以提出权利本位及其论证，另一方也可以提出义务本位及其论证，谁也无法说服谁。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

我国《民法总则》第10条将习惯作为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处理民事纠纷的规范依据，是否意味着改变了习惯的规范属性？是否意味着把习惯变成了一种法律渊源？我认为不是。它们两者虽有一些区别，但是一种互相包含关系，即法治体系包括了法律体系，而不是一种超越关系。

法和法律的二元论为这种法的泛化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无数的由于对自然的破坏带给人类的灾难——比如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总结中国法理学的发展特点，最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关注实践，二是多元发展。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在《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发表的《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一文中提出的六条司法权宪法修改意见中的第2条提出：应该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行使司法权的专门机关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因此，要解决这种混乱，就要在继续高度重视法治实践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在统治阶级意志说占主流地位的年代，人民意志说被批判为抽象否定法的阶级性的学说和理论。

但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何种方式、何种程序才能使制定出来的法律真正体现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具体而言，实体法的内容都是各种社会事务。

而法律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调整，也是通过调整人的行为来实现的。因此，离开法律谈法是谈不通的，没有离开法律的法。